/ 交通大學演講紀錄
地點：交通大學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演講人：黃達夫
這次的講演對我說起來是很新鮮的，我今天像新鮮人 (freshman) 一樣到這裡和大家談心。這是我第一次到浩然圖書館，殷之浩 先生是我很熟的前輩朋友，我跟他的兩位女公子、男公子也都很熟，尤其和浩然 先生的第二女公子－－殷琪 小姐和我也是很熟的朋友。在這個以好友命名的圖書館和大家見面，感覺特別好。「浩然圖書資訊中心」應該是貴校傑出校友殷之浩 先生於事業有成回饋母校所建的。
適之先生對整個國家、社會的影響
今天我來和大家談胡適之 先生 ( 1891-1962 )，他的思想與影響。首先，我要聲明，我絕非胡適專家，事實上，我只聽到過他一次演講，那是我在台大當學生的時候。我認識及私淑他的行誼是通過我對他留下的著作。今天我不是要對照著胡 先生的年譜來介紹他這個人，而是希望能夠跟大家談談適之 先生對整個國家、社會的影響。為一個知識份子，他如何能夠引起這樣大的影響，而且我認為其中很多是長遠性的影響 (lasting influence)。他的影響力是怎麼來的？如果在座諸 君都已經多少了解他，我還想和大家有一些對話，我們交流就更可以有一定的基礎。
適之先生是我的典範人物之一
我對適之先生的了解可能不會比你們多，雖然我也看了他很多文章，我自己的圖書館裡面有他出版的四百五十萬字的《胡適日記全集》 [1]，我一點一滴地慢慢看，我的收藏也有他的英文文章，作品有些是發表過；有些是沒有發表的。他的英文寫得非常正確、非常好、非常達意。我也有他的手稿，他手稿的字體像毛筆字又像鋼筆字，但是書寫得很工整、清楚。
我們個世代太缺乏真正的典範 (role model) 了，今天我之所以特別選擇把胡適之 先生介紹給諸位，主要是我認為他可以成為大家的典範，雖然他已經辭世了，但是我認為他的一生很多的角色都具典範價值，至少他是我的典範人物之一。
應該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系讀嗎？
1906年，適之先生考入中國公學 [3]，時年十五歲。兩年後他就開始教英文、寫小說 [4]。可以說是一個傑出人士 (extraordinary person)。1910年，他考取庚子賠款公費留美 [5] 到了康乃爾大學Cornell，原來他以為把農業搞好，中國的經濟就有救了，於是先進了農學院。但學了兩年，他發現農學院不是他要的，他真正感興趣的是文學和哲學。1912年，他就轉到文學院，開始讀起西洋文史哲學來。
我想諸 君現在也正值適之先生當時的年齡，我們到底應該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系讀？還是讀父母、社會要你讀的科系，大家或許也曾經有一定的掙扎吧！這樣的選擇，沒有絕對的對錯。社會上需要電子業，我就去讀電子，但是你其實是一個文學家、哲學家、數學家。數學家好像還可以做些應用科學的事，匈裔美籍數學家Von Neumann（1903-1957）是一位天才數學家 [6]，是電腦的發明人，不過要他去做晶片，好像有點大材小用。胡適也有這個掙扎，他一直在問自己到底學什麼比較對。
一生的事業已遠遠超過他的學位1914年六月﹐適之先生在康乃爾大學文學院畢業﹐繼續念哲學研究院﹐一年之後轉學紐約市的哥倫比亞Columbia大學。離開哥大時，他的博士論文已經是口試過了，但是口試成績不太好，沒有被接受，他的博士論文是後來在哥大又被審查了一次，才正式通過。有人質疑適之先生的博士是真的還是假的，其實這並沒有多大意義，因為即使胡適有沒有博士學位也沒有太大關係的，因為他一生的事業已遠遠超過他的學位。胡適轉學到哥大後﹐美國著名的教育心理學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 就成了胡適的指導教授。胡 先生屢屢提到受他的影響很大。杜威是什麼樣的人呢？杜威是一位多采多姿的哲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胡適之 先生受到杜威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學派的影響很大。
1917年，陳獨秀勸適之先生回北大教書，當年他就奉母之命結婚了。他和江冬秀女士的婚姻一直是大家感到好奇的；他和康大女友韋蓮司小姐（Edith Clifford Williams）的羅曼史 [7] 也很特殊。我一直試著想要了解他的感情世界，但是連自己好像也不是講得很清楚。有些事情他交代得很清楚，有些事情他不交代的。[8]
我們真的行出民主與科學精神了嗎？
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了，這個中國現代化的啟蒙運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非常大。假如沒有五四運動，中國可能會是一個不同的樣貌。不過，有時候我會對五四運動質疑，到底它有沒有什麼真正的成效？五四運動要引進科學science (賽先生)，引進民主democracy (德先生)，姑不論現代中國，90年之後的台灣，我們真的已經懂得民主的真義了嗎？我們真的行出民主的精神了嗎？我看只是學到了一些皮毛 (superficial)，假如再問深刻一點就有些複雜了。比如台灣有科學嗎？在交大有科學嗎？大家對真理的追求、真正做到一個科學人的精神和態度嗎？我希望交大做到了。
表演如何用「科學方法」去做學問
科學不只用於科技，它是一種思維和精神，國文系的研究也是要很科學的、要有根據的。適之先生一生都在提倡「科學方法」。杜威做事情就是凡事要有根據，他的實驗主義，簡單說就是科學家在試驗室裡用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證」。適之先生說，他的所作所為，都不過是實行杜威的實驗主義。因為他特別強調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他強烈地反對空談主義。
他之所以挑選全中國人最熟悉的《紅樓夢》等四大才子書加以考證，和大家一起看《醒世姻緣》等章回小說，其實最重要的目的是在「推銷」他的「科學方法」，也就是杜威的實驗主義。適之先生要大家從最熟悉的民間讀物中，看他表演如何用「科學方法」去考證著作的版本、作者、書中的古代社會情況及價值，以及文學風格的分析等，也就是如何以「科學方法」來做學問。
「五四」是一個全面性的啟蒙運動，白話文運動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提到胡適之 先生大家都要聯想到白話文。古代的中國人用文言文寫文章，讓人看來似懂非懂的，適之先生和新文學運動的健將希望大家「我手寫我口」，把我們的思想，用文字寫得「曉暢明白」清清楚楚，以普通話表達出來。英文也有「白話文運動」，它叫做「vernacular」(家常話)，就是我們所說的俚俗話。
實事求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適之先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他說過「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他參加很多論戰，喜歡和意見不同的人論戰，我希望交大的人也要有這樣的精神。當我們看到不公不義的事，不對的事，就是要去改變它；暫時不能改變它，也要去彰顯這個不公義 (injustice)。不少人常喜歡把dirty laundry都藏起來，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把不對的、不公平的、沒有公益的事提出來討論，力求改進。
與其說適之先生的新文學運動是文學運動，不如說它是社會運動。民初，中國文盲還很多，適之先生等人是希望更多人能夠用它、讀它、寫它，文言合一使文字普遍化，讓中國人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他認為「愚昧就是讓我們脫離不了自己的出發點，永遠在原地踏步」，所以他的新文學運動除了鼓勵創作，更重要的是鼓勵大家把了解的東西普及出去。
一位「但開風氣不為先」的人
適之先生是新詩的祖師爺，他的《嘗試集》[9] 是中國第一本新詩集。雖然他寫的新詩「山風吹亂了窗紙上松影，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跟徐志摩的新詩比起來可能遜色，不過，適之先生就是這樣一位「但開風氣不為先」的人，他對新文學的貢獻不在於寫出最好的新詩，而是告訴世人：「你也可以跟我一樣寫白話詩。」
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
我敬佩適之先生的還有他追根究柢做學問的精神，以及他做人的基本態度。我們醫院15周年的時候，我請了一位書法家把適之先生的兩句話寫在一個瓷盤上分送給所有的朋友，上面寫著：「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這兩句話很重要。
第一句話「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告訴我們追求學問要打破砂鍋問到底。大家都會同意做學問就是要去找哪些地方沒有被揭露 (uncover) 的，你就要去揭露，不然，它可能會在追尋真理的過程中遺落了。在台灣，我常常聽到大家這麼講；「應該這樣才對嘛！」我說：「你有沒有什麼證據？」他們說：「說不出來。」這是不行的。適之先生主張了解每一件事要追到最根本的地方，他說要「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們做假設 (hypothesis) 的時候，天馬行空什麼都可以涵蓋，但是你要證明它是不是對的，就必須用最科學的、最可靠的辦法來證明它。
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做學問的確要「在不疑處有疑」，不過，「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適之先生的這句話，說得更感人。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關係是靠什麼？真誠；真誠的涵義是什麼？信任，相互間的信任。
比如你是我的病人，我說：「你的病我可能要開心臟才能夠治好。」倘若你對我沒有信任，你就不會讓我開刀。醫生跟病人之間的關係，是根據信任。學生來交大讀書，也是相信交大一定會提供一個好的學習環境，這是信任；殷琪 小姐家人替她們父親捐錢來蓋浩然圖書館，是信任交大會好好利用它。人與人之間交往或者是商業方面的交往，都要以信用為基礎，可是做生意卻要靠契約才能保障互相間的權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果無法以信任為根基，做起事來就會變得非常繁瑣、複雜和棘手。
有一次，我幫同事找房子，他是一位病理科主任，從加拿大退休回來，加入我們醫院。因為他對台灣不熟，所以我去關渡附近幫他租房子，找一個好的地方，交通又方便又安全，有位agency帶我跟我內人去看房子，我們三個人走進一個電梯間，門剛好打開，一個媽媽和一個女孩子穿的漂漂亮亮好像正要參加party，我就說：「小妹妹你好可愛、好漂亮喔！」一般人的回應大概是「謝謝」，結果小女孩卻轉到她母親那邊去求救，躲到她母親的懷裡面。幫我找房子的人說台灣有些父母親是教孩子不要跟生人打招呼的。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
適之先生願意聽從別人的建言
《胡適之 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及《胡適之 先生晚年談話錄》也是全面了解胡適之 先生必讀之物，這一套大書是適之先生的秘書胡頌平 先生所編的。民國十七年起，胡頌平 先生就與胡適 先生建立深厚的情誼。胡頌平 先生不但把胡適之 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記錄下，也經常給適之先生一些建言。
我在美國的也有一位助理不但可以跟我分享閱讀的樂趣，也可以適時地給我規勸。這位助理從1983年到現在一直跟我工作，已經有24年了 [10]，她歲數跟我差不多，是我後半生很重要的一個工作伙伴。我在看什麼書，她常常也看。有時候我買書會買兩本，一本給她，一本給我自己。你的助理了解你要比你了解自己還更透徹，這樣有時候我們做錯事情，她才會提供中肯的建言或規勸。這位助理常常幫我處理事情，幫我寫信、跟同事溝通。假如我的想法不太對，她會糾正我。我曾對我台灣的秘書和助理說：「你們要了解我，可以看一些我看的書。」於是拿「胡適文選」給她們看。
容忍比自由更可貴
適之先生非常有「容忍」的修養，他對自由（freedom）與容忍（tolerance）的看法，是令人折服的。
適之先生的「容忍」首先表現在太太身上。他從來就不避諱承認自己怕太太，他公開地說，怕太太的國家才會有自由民主，他說強權的國家沒有男人怕女人的 [11]。
適之先生的「容忍」當然不只發揮在太太身上，年輕的胡適雖然「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且是各種思想論戰的健將，不過，他到六十幾歲以後就開始改變。晚年的適之先生認為容忍是很重要的 [12]，他說：「容忍比自由更可貴。」
他在《自由中國》 [13] 寫了一篇「自由與容忍」，就是回想他年輕的時候，看到什麼東西不對，他就要起而伐之，但是他到後來他了解自由的真諦，是能夠容忍 [14]。他的自由與容忍的觀念，是來自Cornell的George Burr教授。本來在他當學生的時候，他們兩人還不是很熟，後來慢慢認識之後，適之先生就很喜歡他。Dr. Burr寫了一本很厚的書就是討論「容忍」，也因此改變了胡適之的一些想法。適之先生在這一方面，就是有點是一個追隨者 (learner)；而不是一個領航者 (initiator)。
雷震事件 [15] 發生的時候，我們可以想見適之先生心裡多痛苦 [16]，自由人士怕雷震有生命危險，至少會關在監獄裡面很久，所以想救他。當時在美國的胡適也返台找蔣介石求情，蔣介石不予理睬。在蔣介石的威權下，甚至後來適之先生也不便探監。
適之先生的一生是可以接受公評的
適之先生年輕時「但開風氣不為先」的人格特質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晚年就越來越強迫自己接受現實，大概也知道要改變現實不是那麼容易，說好聽一點，就是越來越像哲學家，超脫了，有一點蘇格拉底 (Socrates, 469~399BC)。 但是蘇格拉底跟他又不一樣，蘇格拉底選擇飲鴆自盡，因為當權者不能接受他，他不求饒，他選擇就這樣離開大家了。有人怪罪適之先生晚年好像太接受現狀，政治方面的不公不義，心裡頭很不舒服，但是他還是勉強接受了；就像他對舊式的婚姻勉為其難去接受一樣，因為他太愛他的母親，所以母親要他做的事情他就不反對。天下沒有完人，適之先生的一生，是可以接受公評的，他對我們國家、社會有很深的影響，是我們大家的典範。(全文完)
[1] 聯經版《胡適日記全集》時間從1906-1962年，內容涵蓋了文化、學術、思想、教育、內政、外交，以及社會變遷等各個層面，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因此他觀察世變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比起近年來出版的晚清到民國時期許多重要人物的日記，以史料的價值而言，《胡適日記全集》提供了最豐富的資料。
[2] 胡適的父親胡傳（鐵花）到台東任知州（相當于縣長兼保安司令）。胡適和家人先在台南住了九個多月﹐再舉家遷往台東。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的官吏及眷屬才回中國大陸。
[3] 中國公學是因為1905年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有一部份學生憤慨回國而創辦的。
[4] 中國公學的同學們組織了一個「競業學會」﹐出版白話刊物《競業旬報》來鼓吹革命。胡適一生中寫的第一篇白話文，並發表一篇長篇小說（真如島）。小說主要思路也在「痛斥迷信﹐打擊神佛」。
[5] 這次公費留學除胡適外﹐趙元任錄取第二名。
[6] 當今計算機及電腦的通用架構，都是基於一種稱為「馮紐曼模式」（von Neumann Model）的架構。
[7] 胡適是很傳統的中國男人﹐但他在康大卻特別欣賞一位「很不拘小節」的韋蓮司小姐﹐據說她的談吐穿著在當時都算「驚世駭俗」﹐胡適在兩年裡寫了100多封信給韋蓮司小姐﹐韋蓮司保存這些信函達五十多年﹐直到胡適死後﹐全數寄給胡夫人。
[8] 周質平教授利用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與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珍藏的兩人來往信函，挖掘出一段兩人之間不為人知的情緣，有興趣的同學可參考聯經出版社的《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
[9] 胡適已在自序上說過，《嘗試集》是民國五年在美國留學時開始寫的。集名則是以陸游「嘗試成功自古無」這句話的反面意義而題的。
[10] 她是在翡冷翠 (Firenze) 出生長大的，母親是一位鋼琴家，在巴黎音樂學院學鋼琴，母親在巴黎一陣子以後就移民到美國。她在Ohio State一個很大的文化都市Cleveland讀中學、大學及研究院。她的義大利文、法文、英文都非常好。然後她去耶魯大學(Yale)工作，耶魯有很多學院，很多大師隱身其間，學生有問題時，比方有人生很難解讀的問題，就去向大教授敲門說：「我可不可以跟你談一下？」大師就會以他最精通的智慧之語跟你交談，或介紹一些書給你，這是非常美好的傳統，哈佛大學(Harvard)也是一樣。我的這位助理結婚又去法國，回美國後，他的先生本來是學生理學的，後來決定做醫生，年紀比較大時又回去讀醫學院，雖然他們後來離婚了，但是到現在還是好朋友。她搬到北卡後跟我認識，就跟我一起工作了二十幾年。
進西儲
進西儲
[11] 胡適當年擔任北大校長時，曾經對學生發表過一番「怕老婆」的「肺腑之論」：「一個國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則容易民主；反之則否。德國文學極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國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將來必能民主。」據說胡適還號召男人們要像舊時代女子那樣，恪守他所謂「三從四得（德）」。這「三從四得」是：「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了要盲從；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捨得。」
[12] 胡適在 <自由與容忍>一文中指出：「我們談到英國文學大師阿克頓(Lord Acton)一生準備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沒有寫成他就死了。布林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布林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13] 《自由中國》雜誌1949年台北創辦，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的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創辦之初，該雜誌與蔣介石關係良好。但國民黨強人威權政治體制逐漸成形後，《自由中國》的方向和風格也逐漸改變，和執政者關係逐漸惡化。1954年，雷震批評黨化教育，被蔣介石下令開除黨籍。從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更提出反攻無望論，指出國民黨藉反攻大陸神話而一黨獨大，為所欲為，殘害人權，浪費民族時光精力。1959年3月，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一文，表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鼓勵臺灣能夠出現一個反對黨。雷終於在1960年遭到逮捕，國民黨為其所陷構的罪名是「包庇匪諜」，《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的命運。
[14] 適之先生說：「我曾說過，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現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著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15] 一九六○年九月一日，《自由中國》第二十三卷第五期，殷海光執筆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表示組織政黨的民主潮流就像大江東流，是任何政黨所抵擋不住的。三天之後，《自由中國》首腦、組黨運動第一發言人的雷震以「知匪不報」和「為匪宣傳」的罪名被逮捕，判處十年徒刑，《自由中國》只好解散。
[16] 1961年雷震的六十五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饋贈：「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唐德剛說：「胡先生這個懦弱的本性在當年所謂『雷案』中真畢露無遺。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臉，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樣子，我前所未見，看起來著實可憐。後來，我拜讀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記，尤覺這位老秀才百無一用之可憐。『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適對這件事，始終內疚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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