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達夫
傅斯年先生字孟真，於1949年至1950年擔任台灣大學的校長；而我是在1957年至1964年就讀於台灣大學醫學院，所以，我無緣親炙大師的教導與風采。不過，在我大學期間以及畢業後赴美，有機會讀到五四人物的事蹟，與台大學長或老師談起和傅校長的交往見聞軼事，他的一言一行都很令我感動。年事漸長後，對照自己的生命歷程，很難想像他英年早逝，卻有那麼飽滿的學識，那麼豐碩的成就，更加深了我對於傅校長的仰慕之情。
近日再度展讀傅校長在台大任內所寫的文字以及他的言行，深深令我心折，字字句句至今仍然閃爍著智慧之光。在我的心中，他是一個百年新人物。
我寫傅 先生的六個理由
首先，我們談傅斯年 先生的追求真理：
傅先生十一歲時，他的祖父陪他在家讀書，那一年就讀完十三經，奠定良好的國學基礎。他十八歲進北京大學預科，二十一歲就讀北京大學本科國文門（1916），與同學羅家倫、毛準等二十人共同創立新潮社（1918）。才華在北大早為師長所發現：
「胡適之 先生常常是很謙虛的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顧頡剛等二、三人說的。」(羅家倫)
傅先生對中國的古史研究有豐碩的成果，不只是在古書裡找材料，還親自參與殷墟的考古工作，投身於最沒有「實用價值」的領域，可見其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反觀今日，大學往往以「應用」、以「科技」吸引學生，國家政策也以產業掛帥。長久以來，不但文史哲藝術科系，被社會及家長視為冷門；數學、物理、化學基礎科學也不被鼓勵，可見國內價值觀往錯誤方向推移。
傅先生不只追求學問，而是追求真理。接近真理的第一步，就是了解自己、認識自己。1919年，傅先生二十四歲，赴英國留學。坐船舶赴英國途中所寫的文章草稿裡，他說：
「我這次往歐洲去，奢望甚多，一句話說，澄清思想中的糾纏，鍊成一個可以自己信賴過的我。」(傅斯年)
傅先生過人之處在於懂得做學問必須講求方法的重要，他攻讀歷史，還學習科學。
「那時候大家對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裡面得到所謂的可靠的知識之外，而且想從自然科學裡面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認為這種訓練在某種學科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而來治另外一套學問，也還可以應用。 (羅家倫)
的確，傅先生學習自然科學，與他的文史本行，在精神上是互相啟發的。他曾自言「統計的觀點，尤可節約我的文人習氣，少排蕩於兩極端。」在進入柏林大學哲學院進修後，接觸統計學、或然率、專研實驗心理學和量子力學之後，更一掃中國知識份子最被人詬病的迂腐之氣，鴻鵠之志再也捆綁不住了。
留歐期間，德國史學界的蘭克學派對傅先生的影響是巨大的。蘭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 認為，史學家的任務是據事直書。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首先對史料進行批判檢驗，而考據史料當然必須精通史料的語文。因此，傅先生回國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將「語言」與「歷史」並列，可見蘭克的精神，深深影響了傅先生的治學態度。
除了歷史本行，傅先生對於文學、哲學也無不涉獵。對於蕭伯納的戲劇，幾乎全都看過。他還幫助英國文學家威爾斯(H. G. Wells)撰寫《世界通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有關中國中古史的部分。可見他的英文造詣，以及他對中國史的評述，已達世界級的高度。
次談傅 先生的勇於開創、擅長擘畫：
胡適之先生曾說：「孟真是人間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的本事。」傅先生擔任台灣大學校長不到兩年，他為台大的貢獻不在一些旁支末節上，而在於大學精神的開創，以及強調大學的教育責任上。
傅校長以追求真理做為大學的至高精神；而更令人敬仰的是，做為一位教育家，特別提出「我們接過來辦這個大學，無疑的應該把教育的任務看做第一義」。
他說：「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他重要的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他的教育忽略了，因為若果把他的教育忽略了，學生學不好，將如何貢獻？」他要求台大「集中精力，改進本校各種通習科目，建設本校的教育制度，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傅校長強調的普通課，也就是現在的所謂通識博雅課程(liberal education)，他希望台大不只教出一群會讀書做研究的人，更期待培育一群「看破」名利，樂在工作、樂在服務的年輕人。
傅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摩頂放踵、高瞻遠矚的學者，自然對所謂「學者」更有識人之明，這也是他擔任台大校長時，最被稱頌的功績：
「他最敬重讀書人，他聘請教員非常慎重，也可以說對於教員名義的給予，是非常吝嗇的。對於好的教授，他百計千方地邀請他; 可是也有不少大力的什麼委員什麼長之類的人，欲在臺大求一教職而不可得。」「有許多毛遂自薦的人，經過詳細地談話之後，卻被他錄用了。」(屈萬里),
傅先生雖然不是習醫，但是他在七十五年前，就以：
「我們知道看護是何等神聖的職業，在西洋社會上對這種職業是何等敬重。……公主瑪利並親身作看護。自朝廷至于民間，都敬重這一種服務。即以奈廷格女士論，她之有造于人類固然極大，而人類之以誠心與榮譽酬報她，也無以復加了。」來勉勵當時的醫學生(傅斯年，1935年北平協和醫學院畢業式演講)
我一生從事醫學教育與醫療工作，過去二十年在國內常聽醫界同僚感嘆，病人和家屬都是以成敗論英雄。病情好的時候，便說醫生高明；病況轉差，就質疑醫師不盡心。同僚的委屈雖有部分實情，但我總認為醫療是種志業，正因為醫者必須承受這樣偶爾發生的委屈，而不改做事的原則，才能受到社會的敬重，否則就和其他商業行為又有何差別呢！傅先生認為只要我們熱心地服務人，哪怕得不到社會的鼓勵，這一點也要「看破」：
「我知道熱心服務的人，不怕窮，不怕苦，而怕社會之不獎勵。其實這一點也要看破，雖有不得目前的承認，日久是總得到安慰的。」(傅斯年)
三談傅 先生的熱情洋溢、勇於任事：
傅先生留學英德回國之後，從32歲在廣州中山大學擔任文學院長開始，歷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北大教授、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及台大校長。所任之職沒有一個是空銜，他不只在學術研究被視為天才；在每一個職務上也都勇於任事，他是一個凡事起而行的行動派學者。
傅先生方值弱冠之年，就能看見老百姓的道德墮落，是因為看事情缺乏邏輯辯證的能力，做事情就分不清對錯，容易受到人的左右，以致「不辨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有關。他說：「群眾對於學術無愛好心，其結果不特學術銷沉而已，墮落民德為尤巨。不曾研詣學問之人，恆昧於因果之關係，審理不瞭而後有苟且之行。」(傅斯年，《新潮發刊旨趣書》)
傅先生進入壯年之際，無論在學術研究上，或是在社會改革運動上，他雖熱情洋溢、發人之先，但他絕不是有勇無謀急進之徒，以下是一段傅先生反躬自省(reflection)之語，表現了知識份子如何徘徊在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之間的兩難。
「近日又讀莊子，竭力自己為自己想開，何必一人懷千古之憂，一身憂國家之難。讀來讀去，似乎有些進步，此竅還是半通不通的。……我本以不滿於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來之故，而思遁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門裡門外跑去跑來，至於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傅斯年)
在二次大戰期間，傅先生為他所負責的史語所搬遷至四川李莊，除了所務外，還為所內離鄉背景的同事找尋住處，讓他們能持續研究工作。又照顧生病的人，爭取他們的生活費、藥費，他關心國事，勇於參政，蠟燭兩頭燒，使他的高血壓不易控制，最後成為他致命的健康問題。
四談傅 先生的不畏強權，義無反顧：
傅先生五十二歲，主持史語所事務。那一年他在《世紀評論》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痛陳：「政治的失敗不止一事，而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藥的事。」蔣委員長就宴請孟真先生，想替孔祥熙說情。
「你信任我嗎？」蔣委員長問孟真 先生。「我絕對信任。」孟真 先生答。「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任用的人。」「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傅 先生顯得有些激動，在座的人都失了色，蔣委員長也為之動容。不久，行政院長便換了人。(屈萬里)
「諸位在牆壁上攻擊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縱有過，也決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則為喪失品性之開端。凡作此事者，以後都要痛改前非，否則這種行動，必是品性沉淪之漸。」(傅斯年)
又有一次，有一位在留德學生中名聲不太好的學生，打電報給蔡先生，想要從萊比錫來看蔡先生，一群同學怕他來向窮得不得了的蔡元培要錢，主張去電謝絕他，以此意陳告蔡先生。
傅先生有這麼一位人生導師是他的幸運。在人生的開始，我們多麼需要像蔡元培先生這樣的老師給我們提點如此雍容敦厚的道理啊！
五談傅 先生的熱愛學生、扶持後進、改革社會
五十四歲那一年，傅先生就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我們從他在第一次校務會議的校長報告，就可以看出他恢宏的胸襟。他對大學精神的詮釋，至今仍為諍諍之言。太值得今天迷失在SCI論文發表數字，一心追求「世界百大」的大學校長，審慎重新思考大學的終極使命。
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內辦大學，….也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
台大從日據時代的台北帝大數百人，到傅校長時已增加到三千多人。因此，大部分的學生沒有宿舍可住，影響學業至大。他不只做到讓學生有地方住，傅校長就像一位父親一樣，有時慈祥，有時也很嚴厲。學生認真上進，他會給零用錢鼓勵；學生不聽話，他要嚴格處罰，甚至逐出校門。他的學生回憶說：
「平日校長對功課好的有種種獎勵，每年對成績優良者給獎勵開獎狀。假便你在學校裡出了亂子，校長第一件事就是叫註冊組送成績單給他，如果成績好的，不妨稍加考慮；如果功課糟糕，那你準得倒霉了。校長更注重同學的課外活動，凡是對康樂有貢獻的都給予津貼，每學期都舉行運動、論文、演說比賽。」(學生趙元暉)
傅校長以「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與學生共勉，並引用哲學家斯賓諾莎的話：「我們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前者入世踏實，後者氣度恢宏。然而，今日的大學，認真教學的老師不受肯定；雖然有導師制度，卻沒有輔導(mentoring)及學習成效的評估，教評會也沒有學生的參與，對於學生日常生活的關懷就不用說了！校園裡更難呼吸到正氣凜然的空氣，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在此，我特別要提起的是傅 先生在改變台大和台大醫學院、台大醫院的關係上所做的事。先談傅 先生對台大醫學院的觀察與他對醫學院和醫院基本的發展方向。
傅先生到台大，立即看到台大醫院的先天缺陷。「就醫院說，一個教授就是一個醫院，一切半獨立性。」「既以教授為單位，便以研究為第一件事。……但因研究而忽略治病是不對的。」所以傅先生提出：「我們要把看病當作第一件事，能看病才能研究！」他看到台大醫院當時的景況是「用美國好醫院服務的標準去說，是差得遠。」「現在台灣的護士之供與求，相差極遠。」因此，他要台大醫院走美國式的「醫院現代化」；而不要再持續日本制度。
另外，傅先生看到台大醫學院的後天失調。他發現「人才，尤其是領導之人才，還不夠數…….日本教授分期回國，台大未曾完全盡力補充。」而且他要的是真正的人才，不是請來「作教授便是權威」的人；而應該是「先成權威然後才作講座教授」。
傅校長的台大醫學院及醫院的改革方案包括：扶植、培育台灣省醫學人才；破除由幾十個教授各自獨立的「聯邦體」所組成的台大醫院，主張台大醫院要集中管理；台大醫院院長與台大醫學院院長兩者共同秉承校長來綜理院務。
傅校長的改革，簡單地說就是要把進步的思想帶進台大醫學院；把日本帝大時期權威的思想趕出台大。這在當年以及現在看來，都是眼光獨到、魄力十足的作法。然而，因為傅校長早逝，真的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傅校長離開之後，他所主張真理至上、打破威權的任務，似乎不得貫徹。直至今日，講師承、論輩份的舊傳統，依然存在，實在令人惋惜。
六談傅 先生的一介不取、高風亮節
傅校長的廉潔，幾乎到了令人心酸心疼的地步。以當年百廢待舉的台大，諸多建設正在計畫、正在施工，雖然當時政府財政並不寬裕，但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曾特允新台幣100億做為台大興建校舍之用，以當年物價，此數經費不可謂不多。但是傅先生個人竟然窮到得靠稿費才得以縫製一條綿褲取暖，可見其一介不取之高風亮節。傅先生之侄傅樂成說過這麼一段話：
「他經常是囊空如洗的。某個月一大早晨，伯父在臥室中對伯母說：『有錢嗎?拿拾塊來。』伯母說：『就剩幾塊錢了，還得買菜。』伯父說：『那就算了！』過了一會，又聽到伯母問他：『倒底要不要？我好去想辦法。』我在校中偶對同事提起此事，同事皆為之嘆息。誰能想到他們會為拾塊錢去『想辦法』呢？他對這種清苦的生活，總是安之如素，我從未見他向人哭窮過。」(傅樂成)
結語
傅先生雖然只活了五十五年，但是他的一生，可以說沒有虛度一寸光陰。他把自己奉獻給學術、奉獻給社會、奉獻給國家、奉獻給學生。他所努力堅持、一生奉行不渝的理想與目標，有太多令吾輩見賢思齊的地方。哲人其萎，大師不再的日子，寂寞之餘，讓我們從傅先生的一生溫故知新，為橫亙在眼前，挑戰我們的新時代，增添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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