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思歷程

國立台灣大學通識教育論壇

時  間︰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黃達夫 院長

主持人︰包宗和 副校長
演講影片連結 http://ctld.ntu.edu.tw/digital/service/20051124.php?loca=20051124/2

主持人︰包宗和 副校長

國立台灣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教育論壇­­­－­­­－我的學思歷程，今天邀請和信醫院治癌中心醫院院長黃達夫教授為我們演講他的求學與治學歷程。

我先簡單地介紹黃達夫院長的現職與他的經歷。

黃達夫院長是和信治癌中心的院長，他是美國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內科全職教授，也是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的董事長，衛生署國家醫療品性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台灣醫學院評監委員。曾任美國杜克大學癌症中心臨床醫學主任、美國癌症學會、癌症預防及治療委員會評議委員、主席，中華民國癌症協會理事長等職。

黃院長是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他在美國賓州大學教學醫院接受內科住院醫師訓練，並在杜克大學醫院血液腫瘤科接受專業訓練，他是癌症醫學的專家。我想等一下聽黃院長的學思歷程，對他的欽佩可能不只在他的學識，也是對他在職場上、為人處世態度及敬業精神上。

主講人︰黃達夫 院長

各位同學、老師，大家好。很榮幸被邀請到此和各位見面，今天的演說雖然有一點獨白的性質，但也希望等一下有和大家交談的機會。

若不是黃俊傑教授邀請我來，平常我偶爾只能做一些片段的人生回顧，這次可以說「被迫」做整體的回顧 ( reflection )， 這樣的reflection 除了表示對過去的若干個人經歷的事件理出一些頭緒，多少也代表我對人生再一次的告解。自問過往哪些事做得差強人意？哪些事做得尚待努力？自問如果還有重新再來的機會，我會做些什麼事情？就像讀自己的歷史一樣，歷史不只是事件而已，我們要去考察這些事件，回想當時的環境如何？是什麼因素做出這樣的決定？等等。我希望能在這一次的演說中，比較全面地反省我過去在求學、治學上的重要事件，並且做一些可供大家參考的分析。

我的一生一點都不多彩多姿

我用來形容自己的的第一句話是︰「我的一生一點都不多彩多姿。」

我過去的人生非常平凡的，很順利，一路上走來都堪稱平坦的，不過仔細品味，也還是有一些的挫折。尤其是在回國這十六年裡來所遇到的挫折，比起我在美國的二十五年所遇到的困難還多。

人生的挫折給我修鍊的機會，讓我反省自己，以前受的教育是否不夠。不過，回國這十六年裡，個人的一些感受，覺得在台灣沒有「好好地在學校上課」反而對我是好一點，等一下我們會特別討論這一點。

在座有的楊維哲就授是我大學一年級同學，當年他上英文課的時候，座位在我附近。每次我提到台大，都會提到楊維哲教授，他在現場，也讓我講話誠實一點吧﹗

現在很多人在職場上常會想要「換換跑道」。我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人，我的一生只走一條路，這條路容或有些轉折，但我從未轉換跑道。我為什麼選讀醫科（當時叫醫科，不叫醫學系）；在大學畢業後，又怎麼會決定出國到賓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後來又如何決定要離開它而去杜克大學，並且為什麼在那裡就安心地待下去，在那裡當醫師，一方面要教學；一方面又要做研究，接著是比較注重行政的工作，然後回國服務。這整個歷程，讓我慢慢告訴你。

百無聊賴只好就在家裡看書

我從小就不太喜歡戶外運動，每一次家人有任何活動，我本來都有點想跟著去。那個時代出門必須盛裝，可是當我穿戴好了，站在玄關的時候，我卻往往猶豫了，心裡想︰「到底要不要跟著出去呢？」後來就決定不出去。於是脫掉鞋子，把衣服放回衣櫥去，就這樣留下來。這變成我的習慣，不那麼熱衷戶外活動。

待在家裡的我，有很多時間，所以我會看有什麼事可以做的，而事實上，居家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可做。那時代沒有電腦，玩具不多，只有打棒球的手套、球棒，也許院子可以跑跑、爬爬樹，大概日常居家生活就這樣。

我家是在田的中央的「孤塊厝」，位於大龍峒孔廟的後面，屋外都是田，釣釣魚嘛？池塘裡也沒特別養什麼魚，百無聊賴只好就在家裡看書。我就到父親的書房找他的書看，從小到高中，我都是對父親的書、字跟畫特別有興趣，而對到外面去遊玩、吃東西比較沒興趣。

父親的書很多日文的書，不過書裡的漢字很多，我當它是漢文書看，看了似懂非懂的。他的藏書也有中文書，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的書都有，偶有木刻版的古書的書可以翻看。

當時我很喜歡「岩波書庫」，從此接觸到很多由外文書翻譯成日文的名著。岩波書庫大量搜集英國十九世紀末期的文學名著，那時日本開始窮兵黷武，國家的錢都是花在軍備上，很少花在文化上。不過，那時的岩波茂雄出版的「岩波書庫」，對知識界影響甚大。我非常喜歡英文的一些作品，從十九世紀末期時代的作品，回溯到現代。一有機會就似懂非懂地耽讀，從小孩到高中的這段時期，不斷地去翻閱，有點像在排遣時光，也因此而增廣自己的見識。

我中學的時候，最喜歡去文星跟虹橋兩家書局，文星書局有很多英文書籍。因為常常去文星書局，所以我就跟蕭孟能先生的太太有接觸，她對我很不錯，一些我喜歡的書，她會讓我先帶回去，這對我當然是很大的知識刺激，因為喜歡的書，我就能帶走，我就越來越想要看書，尤其是英國倫敦企鵝叢書公司發行的「企鵝叢書」(Penguin Books)，就像是「岩波書庫」一樣精彩。

父親的書充滿我幼小的心靈

父親蒐藏的書、字和畫三者，其中以書對我的影響最大。我的整個幼小的心靈裡，都是父親的書，而不是其他好玩的東西。事實上，或許那個時代大家的活動沒像現在這麼頻繁，年輕人也似乎只能從書籍裡找到一些樂趣。

我在看書時，父親有時候會從旁邊過來問我︰「你在看什麼書？」並且會給我一些意見。比如我在看《韓非子》，他會想知道為什麼我要去看它，而不是其他孔孟等大家的經典。當時的我已開始有主見，認為會《韓非子》很有趣，為何一定要跟一些孔孟大家、四書五經為伍？

當我開始讀外國文學和哲學時，父親會對我說︰「有一天你會發現看東方哲學比較有意思。」父親基本上對東方的孔孟哲學較有偏愛，比較不那麼喜歡西學。而不知道何故，我對西學比較感興趣，大概因為它和東方思想不同，讓我更想去發掘、了解它，而不是排斥它。或許這種求取新知的渴望，就成為我以後走進醫學的基本態度。

一有上街的機會，我就是到虹橋書局去，有時不吃中餐，省下的錢就到買虹橋買些書籍。我喜歡的書範圍很廣，包括書法法帖精品，也有很多西洋畫的畫冊，我每天都想著可以省多少錢去買哪些書。那時大陸出版的中文書開始影印了。讀高中時，我買了不少影印版的書，有中文的，也有西洋。我也開始接觸了西洋小說，看不懂法文，就只有買翻譯的書，看巴爾札克、福婁拜的作品。西班牙文作家的作品也開始出現，都是我涉獵的對象。當年我多半只能看中文書籍，外文翻譯的水準也不是特別好，但總覺是我一個學習外界的窗口。

熱愛音樂學習小提琴

我對音樂也有開始感興趣，當時幾乎沒有名家會來台北演奏，只能聽父親買的七十八轉唱片，電唱機唱頭是木頭的，每次都要削得尖尖的；唱頭要輕輕放在唱片上，七十八轉馬上又沒有了，又要回來。每次去拿唱片都是厚厚一疊，很重，不過當時的唱片就是這類的非常特別材料做的，不過家裡有個帶喇叭的唱機，有一隻狗對著喇叭的那個品牌，這樣的享受就已經非常高興。

長大一點後，我常去借唱片，也都是一疊一疊的。比如要聽舒伯特的《冬之旅》，就要借厚厚的一疊，不斷的換片，才能聽完一套音樂，我們是這樣學習的。比起現在音樂已經做到以mp3檔案在電腦讀出，你可以把幾千首音樂放在口袋，不要去動它，一聽就是一整個晚上或是好幾個小時，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當時的我們的日子過得單純多了，不過憶及舊事卻帶來很大的喜悅。那時台灣的美術活動也非常少，台北有一個博物館，沒有美術館，沒什麼可看的，唯一喜樂就只能從書中去尋。

我開始學習小提琴，當時也不容易買到琴，父親有去日本的機會，所以就幫我買了小提琴，我把它當寶貝一樣愛惜。當時的老師也非常少，我的小提琴啟蒙老師是在當時台灣省立師範學院 (師大前身) 任教的李金土先生，後來才跟當時師大的音樂系主任戴粹倫先生學習。記得當時只要有空就浸淫在音樂的世界裡，讀高中那些年，我都沒想往外跑，主要活動總在音樂、書籍、藝術三方面打轉。

建國中學學風自由學生活潑

學校的功課方面，我都是到了前一個晚上才趕工的。要考試的時候，前一個晚上開夜車趕功課。讀到的，考得過就好了；沒看到的就算了。我沒有特別用心去讀學校的書，反而課外的書讀得很勤。

上課時，老師在上面講課，我在下面看自己的書，只要把桌蓋提高一點，老師就看不到我在做什麼，多半沒認真聽講，學校要讀的書，要考試才做；學校不講的，我反而覺得有意思。

國中跟高中我都在建國中學讀書。建國中學當時的校長是賀翊新先生，他是一位開明、溫和，對學生非常體貼的校長，我從來沒看過他罵學生，即使我們吵鬧得很，他也不會生氣。到來建中任職以前，他是河北省的教育廳長，可能是他有多年行政經驗，在建國中學辦學的這段時間內，他給了我們的是非常自由、放縱的氣氛。

不同於其他學校，我們非常自由，甚至很散漫。中午，我們會衝到植物園去玩個半天，早點出去可以玩兩個小時，兩點才回來，大門都是開的，從來沒人想要跳牆出去。我覺得這段時間很快樂，校風的自由給我們有很多機會去發掘自己，而不是老師說一定要讀哪些書、何時要考試，我們就去拼命準備。我們的考試倒是不多，或許有人覺得我的很多老師不太負責任，其實他們只是儘量不要去約束學生，讓他們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自我學習與追求的成長期

這段時間，有一些學長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的一位表姐的同學是當時台大政治系的學生，我很喜歡這位長我八歲的表姐，她的一些朋友也是台大學生，有些讀政治系，有些讀外文系，所以她這些長我八歲的同學，就像是我的老大姐、老大哥一樣的，我常去黏著他們，問哪些書是值得看的。因他們的介紹，我開始讀十九世紀末期的英國文學，每當我想讀什麼書，都有學長指導，這是我身邊同學沒有的福氣。

當時一位學長在公論報做事，公論報是比較會批評政府的，後來就休刊了。他就常常告訴我，這位李萬居社長怎麼辦報的，他怎樣看當時政府做的一些不太令人贊同的事情。在沒有很多正式機會去了解其他不同的政治思想的情形下，當時我多少透過這些摯友看到國民政府主張之外的政治理論，來思考台灣未來的方向。

高中時期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很燦爛的時期，學校的功課很容易過關的，這時我看了很多課外的讀物。我也很喜歡數學，當時有位老師是在師大讀數學，他常告訴我一些在日本方面的書籍，這樣就引起我對Higher Algebra的興趣，所以我在中學時有段時間，自己去找施拱星教授，當時他是一位非常年輕的數學系教授，後來當了台大理學院院長。我就到施拱星教授家裡，與他一起看書，開始進入一些抽象、理論的思考。我在高中時就養成了一些浪漫而不太實際的想法與作為，在通識教育上得到較自由的擴展，高中的這段時間的自我學習與追求，在我一生中是非常重要的。

當不成林語堂所以沒讀文學院

高中快畢業前，面臨選系，那時大學已經開始聯合招生了，全台灣的大學沒有多少所，要選什麼系？我也不太曉得。高中老師從來沒有培養我對某一學科要有興趣的概念，假如你有興趣最好，如果沒有，也可以選一些基本的課程，當時沒有人指導我們應該怎麼做決定，可以說全靠自己決定。

有一陣子，我希望進入文學系，我就跟父親討論是否可以進文學系。我們當時對自己的前途，還是要請教父母親的，還不敢太自主。我父親的第一句話就說︰「你知道林語堂嗎？你有沒有辦法做到林語堂這樣子呢？」當時我是看了很多林語堂的作品，這位幽默大師寫了不少散文，同時也寫了一本我非常喜歡的小說，叫作《京華煙雲》，。我覺得他寫的東西很有意思。一個高中生大概不敢說自己有一天會和林語堂一樣有成就，中國近代史上也不是有很多林語堂的，所以我對父親說︰「不可能吧。」父親說︰「你沒有決心像林語堂那麼好，為什麼要讀文學？」父親對我滿嚴苛的。

家庭醫師的形象讓我選讀了醫科

父親希望我讀工程，但我沒有興趣，完全沒想過要去讀工程，選來選去就決定選醫學。選醫學主要原因就是我自己的家庭醫師李瑞珍先生是日本慶應大學畢業的，在我們附近開業，我父親覺得在我們大龍峒附近沒有好的醫師，當時有病都是找附近醫師，醫師也都會到家裡看診，李醫師跟我們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常常來看我，看我們家裡的人，我父親也常常幫助他。李醫師的哥哥是臺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先生，就是二二八不幸被處死者之一，我父親跟他哥哥是很好的朋友，他是東大法律系畢業生，那時是當律師，就這樣沒理由就沒有了，我父親就很照顧他的弟弟。

那時我們就有這種家庭醫師理念，他人又非常溫和、可敬，對病人態度非常的好，所以我想像他這樣做為一位醫師也不錯，因為李醫師的關係，我就決定可以考慮當醫師，當醫師也一樣可以看很多文學書籍，我覺得和我喜歡文學沒有互相衝突的地方。當時母親覺得我做醫師是最好不過的事，她說︰「你可以義診，很多窮人、沒有醫師幫忙的人，你可以幫助他，那是最好的，做好事。」我母親的想法是認為做醫師是做好事情，我父親則是告誡我︰「做醫師要終身學習。」那時父親可能有很多醫師朋友，他說︰「醫學這東西是一天到晚都在變的，一定要終身學習。」我當時可沒想過為什麼醫師要終身學習，我以為學成就可以一生為人看病下去了，那時我沒考慮太多就選了醫科。

「告訴你弟弟，前兩年不要讀書。」

那時候我們一群年輕人到台大註冊，其實都不曉得是台大是這麼大的一個地方，當然後來在國外待久了就覺得台大好小。不過，當年我們從只有一個操場與附近一些建築物的建中來到台大，就覺得椰林大道那麼寬、那麼大，看呆了，覺得這是逼個了不起的學術殿堂。到台大，覺得什麼東西都比我們在中學的時候好，有很多滿有名氣的教授，像文學院的沈剛伯先生、毛子水先生，都是大陸的知名學者；理學院的羅銅壁先生是生化界的名人等。當時進到大學，第一年還是不太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情的，到了第二年大概就知道了，我是第三年以後才慢慢對自己想努力的方向有了目標。

進了醫學系以後，學校課程幾乎都是必修課，我們那時沒有選修課，現在聽說你們選修課非常多，通識選修好像有三百多不同的課程可選，我們那時是只能照學校幫你排好的課程過日子，所以也有點糊裡糊塗的，也不知道自己還要去學什麼東西。

不過，有一位學姐是我姐姐一女中的同學，她透過我姐姐告訴我︰「告訴你弟弟，前兩年不要讀書。」她說前兩年沒有玩，以後就沒機會了。所以我前兩年在校本部的時候，就聽她的話開始玩。其實我不會玩，因為我不曉得怎麼玩，當時因為我跟戴粹倫先生學小提琴，我就找一位嫁給中國人住在台北的德國女老師學德文，每周三天晚上去找她上課。我那時覺得德國人的文學、音樂、數學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殷海光教授對我影響很大

我們那時是瘋瘋顛顛的年輕人，記得楊維哲教授被我們的英文老師取名Tom，我被取名為Daniel，但我們自認為這不是我們的名字，所以她有時叫我們的名字，我們根本不回答，她很生氣，說休息的時候一定要見我們兩人，所以我們常被老師訓話。我們也常在課堂上就講起話來，老師是外國的女傳教士，一板一眼的，後來知道考過就可以不用修英文，所以我們就趕快去考，通過了以後，就不用再看到英文老師，我就把不用上大一英文的時間，挪去上殷海光教授的課。

當年殷海光教授教理則學，我們有幾個人去聽他的課，我認為對我在大學第一、二年影響最大的，可能是殷海光先生，因為他一直提出邏輯思考的重要︰「不要被騙，想事情一定要清清楚楚的，不同層次的東西不要一起比。」殷海光先生在上課時很認真的告訴我們說︰「你們思考一定要很清楚，不要混雜，不要把不相關的東西放在一起來考慮。」我覺得他的影響很大，而且當時他已經寫了很多書，現在我還擁有這些書，他對我的影響不止是理則學，他也寫了一些他在美國一年經驗的書，這都是很了不起的書，即使現在讀來都是正確的理念。

我在大學裡沒學到特別多的東西，但留下印象深刻的，像是殷海光先生的課，比起其他的留給我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我就是填鴨式教學的產物

進入醫學系第三年，我離開本部到醫學院分部去上課，日子就開始不一樣了，每天要做什麼事情都一板一眼的、清清楚楚的。這時候的教育對我們而言，一方面很興奮終於進入醫學領域，另一方面，感覺自己沒有真正受過大學教育，因為那兩年是很快過去，課程卻很多，有比較解剖學、植物學、動物學等，學習的時間都非常短。我記得實驗都得做到半夜，還要畫圖，經常到門口叫晚餐進來吃，沒讓我們有機會跟同學討論、辯論；尤其我們是通學生，缺點就是下課得回家。比起住宿舍的同學，下課是回宿舍，他們的生活就多彩多姿了。我聽當時楊維哲教授同宿舍的同學說，當年他們比誰洗澡洗最少，洗澡越少的就贏了。我們那時回家父母會管的，而他們是離開家的，不需要天天跟父母親報到，我覺得他們那時過得真的是非常自由自在的日子。

基礎醫學的學習是很忙碌的，老師希望在很短時間裡，把很多東西塞到你嘴巴裡去，那時大部份的課還是課堂上課，不是先讀好書，然後再坐下來討論的課。我去美國時發現，不管是在賓大或是杜克大學教書，他們的教法是不一樣的，他們幾乎沒有課堂講課，大部份是你讀好以後，再開始討論，所以教學方法不一樣，但是壓力很大，要把厚厚一本藥理學講完，大家都知道李鎮源教授是一位有名的蛇毒研究學者，他就很認真地想把藥理學的所有東西都擠到我們的腦袋瓜裡去，我覺得是還不錯，但這會讓學生缺乏思考。不只是李鎮源教授的課這樣，其他老師的課也是課堂教學，而不是師生坐下來一個個問題討論，這是基礎醫學填鴨式教育的一個很大缺點，在台灣，我就是填鴨式教學的產物。

怎樣和病人相處的教學很少

臨床到醫院各個學科實習的時候，因為可以接觸到病人，有一種興奮感。第一次穿上白衣，戴上聽診器或圓底鏡，在病房走動，好像這樣就很滿足了，當然這是做醫師的起步。我們是健康的人，年輕的人，如何與病人們相處、溝通，如何聽他們傾訴身體的不適，如何去幫助他們，讓他們了解他們的病，解釋給他們聽，這方面的教育在當時是非常少的。

當時老師教我們怎麼聽心臟、怎麼敲胸博，或者怎麼做神經檢查，但是很少教我們在做神經檢查時，應該怎樣跟病人解釋為什麼做這次的檢查，病人瞭解並同意，醫師才去做它；要病人手怎樣放？腳怎樣舉？。當時我們與病人溝通的模式，都是以醫師自己為主，而不是以病人為主的。偶爾對病人做出什麼使他們不方便的事，我們也不會道歉。

我在賓大時發現那裡的醫師是這樣做的，不能粗粗魯魯地就幫病人做檢查，醫師一定先坐下來，先介紹自己，讓病人知道他在病房裡扮演什麼角色，是一位學生？一位實習醫師？一位住院醫師？還是一位主治醫師，都會講得很清楚。醫師願意花時間跟病人溝通，直到能取得病人信任。這是我一到美國不久，就看到兩地病醫關係上很大的不同。對我來說是很好的學習機會，比起台灣的臨床教學，他們是一種以人為主的教學，我們是一種以學技巧為主的教學。

醫學不只是科學也是一門藝術

在台灣，每次我問學生︰「你們需要我教什麼東西嗎？」他們一定會說︰「教我怎樣做檢查」而不是「教我怎麼接近病人」，到現在還是一樣的。關於這一點，我希望能夠未來台灣醫學教育裡，大家一起努力做些改變，因為醫學不只是科學而已，它也有藝術的部份，所以醫學是 art and science medicine, 醫師的science部分必須非常好，非常正確、可靠，有合理的思惟，這必須被非常嚴格、非常客觀要求的，但是art medicine部分是如何了解一個病人的痛苦，有時候你不能不知道病人背後沒告訴你的事情，你不知道就無法好好照顧他。

比方說不久之前，明明一位女病人知道她有腫瘤在子宮附近，她還是執意要懷孕，懷孕之後為了保護孩子，而又不敢動她的子宮腫瘤，等到孩子出生之後，腫瘤已經變大了，要處理就非常的困難。為什麼病人明知自己身處危境，還敢鋌而走險去懷孕，她沒把得到癌症這件事情當做非常重要的事，誰要負這個責任呢？我們會說這是病人的主張，雖然病人是有些責任，但是主要責任還是在我們身上，醫師有沒有善盡告知、衛教的工作呢？

醫學是一種藝術的科學，它蘊含的範圍很廣：要了解一個人，要了解他的社會背景、家庭背景，要知道他私人的一些想望。比方說前述這位女士，她非常想為男朋友生個孩子，希望能留住他，就這樣做了一個非常不明智的決定，而我們也沒去改變她，也就是有點縱容她，雖然說事實上是她自己決定，但是我們應該建議病人，不朝這個方向走。醫學院在這方面的教育，當我在台大時就非常的缺乏，所以我希望台灣醫學院評鑑中有關課程規劃的設計，應該多從這方面著眼。

  兩位影響我的老師使我決心出國

我在台大當學生的的時候，有兩位老師對我影響滿大的。一位是內科醫師Charles Stone，他是俄亥俄州大學醫學院院長，擔任院長之前是內科部主任，他是在約翰霍普金斯接受訓練的。他的教學方法、推理方法，對當時的我來說確是眼界大開，他帶給我國內老師沒有的東西；另外一位是George Hamperis，他是一位外科醫師，哥倫比亞大學外科部主任，是胸腔外科專家，專長心臟手術，他對先天性心臟非常有研究。在胚胎學方面，我還沒看過比他更好的人，從胚胎發育時期到生長出來當中的整個過程變化，他非常清楚，為何有些人會有先天性心臟病，如何去矯正，他都做得非常好。

這兩位影響我的老師，一位是內科醫師，一位是外科醫師，他們有各有專業，他們都是非常尊重、了解病人，雖然他們英文有些問題需要翻譯，不過，可以知道對待病人是非常人性的、謹慎、親切的，可見他們的專業訓練是非常完整的。這兩位變成是我心目中學習的對象，所以我要再繼續我的醫學教育，我要跟像這樣的兩位老師一樣的專家學習，所以我做出了畢業後要出國的決定。

煮沸針頭幫千人打針記憶深刻

我大學畢業時，確定要出國，剛好也碰上了台灣大學生的出國熱潮，好像我是跟人家一起出國的，沒有目標一樣，事實上，我是因為看到這兩位老師的行誼風範才出國，不過，我沒去這兩位老師服務的地方，我是去賓州大學的附設醫院學習。

出國前，我去服兵役。擔任醫官的這一年，雖然我初出毛茅廬，但卻就變成了那個單位最好的醫師。我是少尉，我有個上級是上尉醫官，但是這位醫官好像是「總統牌」(昔日軍中醫護人員未受醫師的專業訓練，在戒嚴時代由老總統蔣中正授意，再由當年老立法院制定條例中，擁有了此「醫師」執照。這種「醫師」被謔稱為「總統牌醫師」，可以申請開業)，他連處方箋都不太會寫的，因為他沒有學英文，處方都是我們寫好之後他照抄，像畫圖一樣的畫起來的，這位上尉在我一到就被調到軍醫局受訓，所以把事情都交待給我。我當時是剛醫學院畢業，在臨床上是什麼都不太會的醫官，可是就在部隊提供了的「全方位」的醫療。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我做對了一件事。我接受軍醫局的命令，要一千多人進行傷寒疫苗的預防注射。我請護理同事把全部的針頭都找出來，用水沸煮，煮了幾個鐘頭之後，才一個個拿出來用。每位軍人只用一支針，沒有一支針使用多人的情況。這個舉動現在看好像沒什麼了不起，當時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我也不曉得，只覺得這針不能再打在別人身上，因為我有那樣的理念，因此用水煮過才使用，用不夠就清洗回收後再煮過，才使用在軍人身上，因此沒有引起肝炎的傳染，當兵的時候只有這件事情我清清楚楚記得，幸虧沒有做壞事。事實上，當時對肝炎的正確知識還沒有，不知道是源自病毒，也不知道肝炎Ａ從吃傳染、肝炎Ｃ從輸血傳染，以及傳染病源是什麼等等，這要到一九六六年才發現。

要做好醫師先選對另一半

當完兵之後，我決定要結婚了。今天雖然不是特別在講另外一半，但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事關我未來的事業。倘若另外一半對我有阻力，我做起事可能要事倍功半；而假如選對了另一半，那就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醫師的另外一半必須要很了解醫師，我的另一半的父親剛好也是醫師，所以她能讓我比較自由自地做我想做的事情。晚上我吵到她也沒關係，我被醫院叫醒後外出，她還是照樣睡，內人不會失眠，所以我出去外面做事幾個鐘頭回來，她還不曉得，還在睡覺。對醫師而言，這樣「神經線比較粗一點」的太太是比較理想的，不要娶個「神經線太細」的太太，你被叫出門照顧病人，打擾到她，她可能不能再睡，一直等要你回來。有時我們原訂請了客人來家裡用餐，卻因為在醫院有事而不能回來，我得要趕快電話告訴內人。她要向客人賠不是，又要燒菜又要招待客人是相當難的。不過，因為她的了解，所以我才能比較自由地，沒有後顧之憂地工作。我們那一個世代的男人，多少還是逃不掉有一點點的男性沙文主義，當你晚上八點鐘回來，另一半才做好晚餐給你吃，這當中她可能餓了很久了，不過，但她還是會等你。

另一半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很多醫學生跟我說︰「要是另一半有要求你怎麼辦？」我說︰「你要先選對的人。」所以我覺得我一生中做對的事情沒有很多，但是這是最重要的一項。我訂婚之後就一起出國，她繼續她的學業，我繼續我的住院醫師訓練。

在賓大學習怎麼照顧病人

我在賓大的時候，尤其是在兒童醫院，發現那裡的醫師普遍具有我剛提到的那種體貼、照顧病人的精神。他們要做一個靜脈注射所花的時間，與我們想快快結束的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因此從我的同儕中，學了很多如何體貼病人，尤其在小兒科最容易看到，因為小孩子不會講話，也不太會聽話。在台灣，我們經常看到孩子一進去診間，醫師沒說幾句話，就要為小病人做脊髓的抽取，孩子一定嚇死，一定拼命抵抗，他一抵抗醫師就要叫護士、媽媽進來，然後把病人五花大綁起來硬做治療。

我在賓州的醫院是從沒看過這種事情，醫護人員一定會向病人及家屬解釋，不管他們聽得懂不懂，一定要經過這個程序。但有一些孩子跟大人一樣，他會說︰「讓你做。」他們很勇敢，怎麼做呢？我就看著我的同儕在做，對我來說，這使我眼睛為之一亮，學習到了怎麼照顧小孩子，從照顧小孩子，我就知道怎麼照顧大人、老人，以及對女性病人的體貼。當醫師是男性，要看女性病人的所有必備工作，絕對不能粗粗魯魯的，或是沒有任何一位女護理人員幫忙。這些照顧病人的細節，我都是從同儕裡學到的。賓州大學裡有很多典範，不管是年紀大一點或是輕一點的同事，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們做事情就是這樣一板一眼的，但卻又那麼和氣、願意花時間，這對我是很大影響。

賓大兩位影響我最大的老師

這段期間在學習及研究上，有兩位同事影響我很大，一位是David Hungerford，他就是發現費城染色體 (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的專家，事非常嚴謹，所以我要跟他學的時候，就得跟他做得一樣好，環境一定要非常乾淨，一塵不染；房間應該什麼時候要關、什麼時候穿哪一種鞋子，戴面具、口罩、頭罩等等，才能進入組織培養的房間等等，都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學者，對我來說，一方面很景仰他；一方面也很願意照他的方法去做。我跟著他的那段時間，他每天晚上七點到十點跟我談話，一般人很少有機會可以跟自己指導教授能有那麼長的時間交談，所以我的人類組織學大部分都是跟他學的，他還留了很多書單給我讀，最後還要口頭考試，他會問你有沒有讀，他問的內容，沒有讀就沒辦法回答了。

Gary Blumberg是我在這段期間遇到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這位就是因為發現Ｂ型肝炎病毒而得到諾貝爾獎，他原來是位遺傳學家，做的是比較人種的不同，他卻在澳洲發現一種血清與白種人會有一種互相沈澱關係，從澳洲土著身上的血清發現B型肝炎抗原，這是後來才知道的，原來他只是在做人種的比較研究，所以他趁到澳洲演講時募集土著的血帶回美國研究，就這樣發現的。

這個方法，剛好是我在他研究室時，一步一步發現的，我就做他的學生，這對我可說是一對一的學習機會，與Hungerford也是這樣一對一的關係。到現在我們的保持聯絡，台大醫學院百年院慶的時候，陳定信教授就拜托我要邀請Blumberg教授來台大做主題演講，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最近幾年都沒再看過他，我知道他已經退休了，住在一個農場裡，他做事的方法、態度和精神，直到現在還在鮮活地留我的腦海裡，對我以後做研究有正面的影響。

  兩個原因決定到杜克大學發展

我在賓大一陣子，面臨一個問題：我是要繼續留在賓州大學附設醫院做完我的訓練？還是去杜克大學？因為那時我也申請了杜克大學，杜克大學負責的人親自打電話給我說︰「我想要你來。」

我說︰「我不知道我現在還能不能去，因為我還沒完成醫學訓練。」

他回答︰「不管你喜歡與否，我在杜克可以安排。」

記得我當時在醫院聽到這句話時，就說我要去了。賓州大學是美國第一家醫學院，而杜克大學是一家新的醫學院，名氣上說來，賓州大學的名氣是比較大的，杜克大學是一家新興的醫學院，當然後來很有名氣。

當時我認識一位名叫Alex _____的老教授，他是位於美國費城的內科學會會長，我們有個機會讓他成為客座教授，我曾到他家作客過，也曾邀請他到我的小公寓裡吃內人做的水餃。我問他我應該如何決定前途，是要留在鼎鼎有名的賓州大學？還是到一個新學校？

他說︰「要是我是你，我會去新興學校，賓州大學有很大的歷史包袱在，因為它是於1751年設立的全美第一所醫學院，兩百多年的老學校有很多問題，你還是去新學校吧！」就因為他這樣的一句話，還有對方負責人說︰「我會為你安排所有的事情。」我就沒有其他理由說不去了。

我跟內人就這樣到了杜克大學，當時杜克大學是泊車停在大門口也不會有人拖走的，現在要停在三、五哩外的地方才有辦法進去，現在杜克校區是大得驚人了。我剛到杜克，感到非常溫暖的，每個人都很和藹並且專注於研究，建築物有點像普林斯頓大學，都是哥德式建築，磚頭都是特別的磚頭。房子都只有三、四層樓，可以一下子爬上去，所以同事間的接觸就很密切，所以現在高樓大廈一蓋就十幾層樓，你那層樓裡就不出去了。我們那時經常在樓梯口碰到，因為大家一天到晚在爬樓梯，又健康，又能接觸到同事，非常有意思。

  給你教育的對象去做他喜歡做的事

在杜克大學有幾位教授值得向各位一提，希望將來台大也能出現這樣具有長遠影響力的大教育家。第一位是內科教授 Eugene A. Stead, Jr.，在他一個人手上，訓練了三十五位美國的大學內科教授，他是全美唯一能做到的。

他在Emory University大學畢後，到哈佛大學接受訓練。在哈佛時期，雖然他是一位年輕的教授，但在波士頓一帶就很有名氣，到處都有人想跟他一起學習。1942年，他從哈佛到了Emory University後，一下子就成為最年輕的醫學院院長。此人不按牌理出牌，接著又從醫學院院長跳去接杜克大學內科主任，Eugene A. Stead, Jr. 就在杜克裡訓練出三十五位內科教授，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師，一生以教育為職志。

在杜克大學，他給了我第一句印象深刻的話。

有人問他：「杜克大學課程裡最主要的宗旨是什麼？」

他回答︰「我們醫學院最主要目標不是照顧病人，也不是要開創新知識或研究，是要教育人，讓這個人去做他要做的事情。」( Our prime product is not the care of patients or production of new knowledge by research. Young physicians are our prime product. . .)

他的這句話，我總是牢記在心裡頭，現在自己做事的原則也是這樣，我教育的對象，他喜歡做什麼達夫教出來的學生，是可以這樣子，也可以那樣子的，就像我們每個人臉孔不一樣，穿衣服的嗜好、講話的口氣跟聲音也都可以不一樣。

Eugene A. Stead, Jr. 說的這句話，也是我在醫院裡做事情的原則，就是培養一個可以支援每個人去做他要做的事情的環境。

在杜克大學，第二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出自R. Wayne 老師。

當時跟我一起的同伴很多是美國人，他們多出身於普林斯頓、杜克等名校，結果我被邀請留下工作。我就去找R. Wayne 老師，問他說︰「您要我做什麼事情？」

他的回答令人一生難忘。他說︰「我要你做什麼？你得先告訴我你最想做什麼事情？」 (What will be my assignment？ You have to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want to do first. ) 從那一刻開始，他從沒要我做他要我做的事情，我在杜克大學三十多年來，從沒人來告訴我︰「你去做什麼事。」絕對沒有這樣的，他會問你想做的，然後盡量幫助你做，不只是R. Wayne這位老師如此，杜克有太多老師都是這樣，到處都是。

在杜克大學，第三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就是杜克大學聘請主治醫師或年輕住院醫師時的參考，這對我說起來也一樣很重要：「假如跟我一起做事的話，我希望您告訴我最喜歡做什麼，早上很早起床跟晚上不睡覺都願意做的是什麼？」這也是杜克大學很基本的哲學，所以他可以在很短時間跳升上來，我是覺得杜克大學有點太過了，普林斯頓大學比較好，杜克大學最近被描述為像是7-eleven，我跟內人是覺得杜克太過了，沒那麼好，不管它是第十一、十五或是第二十，它還是排在前面，一個一九三○年代才興起的國小校，可以成為人稱的7-eleven，雖然我們不太相信，要改進的地方太多了，而且當杜克大學校友的好處，就是我們永遠都可以罵它，它不會說校友怎麼可以罵母校？可以的，盡量批評讓它變成最好的學校，這是我在杜克大學學到的。

沒有你，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

後來我決定待在杜克大學醫學院，美國的一流大學，不管杜克大學或普林斯頓大學，他們的教育是不求償的投資，不先設想是否有哪一天可以有回收的機會，也從不說自己非得排名第幾不可。教育是一個非常大的投資，投資越多，將來的人越好，社會就會越好。當然我說的好的教育，不是說會念書就好了，一定要會做人，成為一位社會的中堅份子，做對的事，在杜克大學教學、照護病人、研究是三個環環相扣的圓，也就是說，教學是研究，也是照顧病人，照顧病人也是在教學、研究，不是三個相碰的圓，而是三個統統套在一起而不分的，因此碰到問題時，就要想這東西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假如還是不知道的話，那就值得做研究。

照顧病人時，在你照顧得非常好的時候，還是會有新的問題產生，這些問題就是你研究的主題。這是在杜克的態度，在那裡我們非常注重教學，而且我們有這樣的理念，就是「因為你，才有那天那件事情的發生，而你不是能被取代的。」就是說今天你去教一堂課，就希望今天只有你能教得那麼好，沒有第二個人能取代你。年輕的我們，進去時就被灌輸這樣的思想，就是「沒有你，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要我們這樣做，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很好的教育，我也希望能分享這個理念給你。

又見到另一外大師典範

在杜克大學我也在開創自己的領域，他們希望我們能夠開創一個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當時我決定去製造原子彈的地方＿＿＿＿＿，那裡有個＿＿＿＿＿＿，評估原子彈引起的後果，這就是他們厲害的地方，做原子彈當然會傷人，但是他們也研究原子彈有多傷人？怎麼傷人？有救嗎？可以用什麼方法來控制它嗎？ 

我在杜克也跟著一位＿＿＿＿＿學習。這人也是一板一眼的，他是耶魯研究院的院長，我就在他的實驗室學習，對我說來這又見到另一外大師典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教學態度，但是一樣學到很多東西。當時我們剛好發現一位三十幾歲全身皮膚得了癌症而死的人，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DNA不能修復受到UV line的傷害，這種人都要塗很多防晒油，防止因為紫外線照射而引起的DNA核酸變化，所以我們就以這個做為模型開始學習細胞是DNA是怎麼修復的( dsDNA--->ssDNA--->dsDNA DNA的修復 ) 我自己的發現是在B淋巴球是很容易自己的DNA受損，這個B細胞也是記憶細胞，它可以在身體裡留很久很久，這是我個人的發現。這當中我學了很多的東西，為了要了解雙鏈的DNA要怎麼變成單鏈DNA，然後再回到雙鏈DNA，這是我主要研究的題目。我在哺乳類動物細胞裡？這方面的研究，這時我有了一個轉變。

參與杜克大學癌症中心的創立

當時我做的研究還算滿有意思的，那時候杜克大學的內科主任，也是後來NRH的負責人？。在一個週末打電話給我，要我把研究內容寫幾頁送去，要幫我申請＿＿＿＿＿，一來就給你一筆五年的經費，還可以再延。我非常高興地趕快去寫，可是沒拿到經費，對我來說當然是很大的失望，原因是一九七一年尼克森總統已經提出了癌症防治法，投資了很大一筆錢在癌症研究，這個基金會就是希望把經費放在政府沒有放的地方，而因為我做的研究被認為與癌症有關，所以沒有得到補助。事實上我的研究是利用白血病的細胞在做分析、找機轉，並不是癌症分析。我的興趣是＿＿＿＿＿＿＿＿＿＿＿＿＿＿，當時也不知道，現在慢慢的知道了，不過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問題。該基金會因為政府已經花了數以百億的美金在癌症研究方面，因此我的申請沒有通過，雖然當時我的主任是_______________的董事，而且他說應該沒有問題，結果因為法規上這樣訂，所以就落空了。

這當然令我很失望，當時我的一位同事跟我說︰「既然這樣，你來幫我忙好不好？我們醫院要開設癌症中心，正在找人手，你可以幫我忙嗎？」這位同事多年來一直幫我許多忙，現在他需要人幫忙，因此我義無反顧地答應要去做，我就變成癌症中心在臨床方面上第二個人，幫助他整理癌症中心臨床的部門，我就從那時候開始進入行政的工作。

杜克大學是所有大學中第一家設立癌症中心的，所以我們做了很多開先鋒的事情，很多事情是現在都看得到的，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是我們先開始的，當然我們也沒必要告訴人家那是我們先開始的，不過我們確實在第一步留下許多很不錯的想法。

教育是要讓學生知道自己的歷史座標

我開始做了很多行政、協調的工作，要運作很多計畫。在大學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你要大家一起來做事是很不簡單的，我在當中學到了要怎麼協調。和這些腦筋非常好、理論又很多的老師們一起工作，我的研究工作還是繼續，只是我的經費要不斷從其他地方申請，這時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教育方面，教了很多學生與年輕住院醫師，因為我是在星期五教腫瘤學的，我希望把腫瘤學帶回內科學，因為腫瘤學被帶出內科學已有多年，所以很多內科醫師不懂看這些病，我的目標就是要把這些東西帶回去。我套用一九七九年教育家Neil Postman所出版的《Education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一書中一句話:「人的社會裡，很多事情不斷地發生，人類的歷史就是失敗與成功的累積，我們的教育就是要讓他們知道，沒有一樣事情是可以自己就突然完成，一定是很多人在事前做了很多疊床工作。」他認為教育是要讓學生知道每樣事情發生的整個歷史，他才能知道自己現在的位置在那裡，未來他要走到那裡，那這是教育的內涵。所以他認為教育是_____________，意思是說︰我也可以把你教壞，教成是反政府的，或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學生最開始的時候是相當無知的，他可以灌輸這種思想，但到第二本書，他指出，教育是看出人類歷史如何累積的一門工作，我是覺得我在那裡做了很多工作，讓教育能夠持續發展下去，我只是一小兵而已，但是我做得很有興趣。

  建請推動「癌症防治法」返鄉服務

雖然我沒有到的＿＿＿＿＿＿基金會的經費，但是讓我做了很多轉變，第二個轉變就是回到故鄉。回到故鄉的主要原因有幾個。

一九八一年，國人十大死因就是癌症，居高不下，而且越來越高，現在還在上升，已經有二十幾年了。我在一九八六年向李國鼎先生提出了癌症防治法的理念，寫了一篇文章給他。我向他建議，政府應該訂「癌症防治法」。

我也跟李國鼎先生說︰「我們要禁煙，政府不能製造煙，煙是有害身體的，政府怎麼製造有害民眾身體的東西？」他回答說︰「因為煙品的稅收很高，政府沒這個錢不行。」我才向他提每年減少百分之十，十年後公賣局就不再賣煙了，他一定是跟多人商量過了，但是做不來，所以我十九年前提出的建議，到現在都沒能夠實現，我還是覺得非常傷心。雖然現在已提升了煙品稅，但這也不對，為何還讓有害身體的東西不斷公開販賣，增加煙品稅，再把煙品稅用作於防癌，這真是莫名其妙；因為賣菸製造了癌，再花錢去防癌，是是很荒謬的，這絕對是政府的錯。董氏基金會是在做對的事情，近年來，我覺得國內最了不起的一個機構就是董氏基金會。

李國鼎促成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的誕生

這是我在一九八六年向李國鼎先生提出的，其間我受到吳伯楨先生的幫忙，吳伯增先生原來是礦物司司長，非常尊敬李國鼎先生而擔任他的執行秘書，所以科技組的負責人就是吳伯楨先生。我當時常與李國鼎先生常有接觸，但都是經過吳伯楨先生。回國之後，我與李國鼎先生才有比較直接交談的機會，後來我變成他的醫師，照顧他相當多年，也了解這位對台灣貢獻非常大的了不起人物，可惜他現在已經不在了，當時他歲數也已經很高，九十幾歲了。因為他的關係，我們得到辜振甫、辜廉松先生的捐款，得到宋瑞樓教授應允擔任第一任院長，宋瑞樓教授是我學生時代臨床方面的老師，我學生時代最尊敬的兩位老師，一位是蛇毒專家李鎮遠老師，那是基礎醫學方面的。他為人很執著，很硬，但是很堅持，他一定要廢掉刑法第一百條，就公開靜坐，連上廁所都沒有去，這麼了不起的老人家；另外一位就是宋瑞樓教授。

我很榮幸能在回國的當中接觸到國內的商界領袖們與官方領導，在這樣情況下，我們設立了國內第一所癌症中心。十五年來，癌症中心的所做所為，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今天沒時間好好跟各位分享我們的「痛苦經驗」，我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回來的，到今年十二月一日，我回國就滿十六年了。詩人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 ) 在《四首四重奏》( Four Quartets : Little Gidding )有一句話最能敘述我的心情，他說：

What we call the beginning is often the end

And to make an end is to make a beginning.

The end is where we start from.

所以我覺得現在才是開始，雖然是十六年了，但好像是一眨眼的事。

一個抉擇，一個夢想

我覺得我走了一條充滿挫折的一條路，佛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說出了我的心情：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他說︰「很多年、很多年以後，我會告訴人家我在森林裡看到兩條路，我選了一條人家比較不走的路，就是充滿挫折的一條路，但是那使我與眾不同。」(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對我說起來是如此，但對別人來說也許不是如此。

艾略特說︰

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 

And 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我們對自己想要的那種追尋、探索，請不要停下來。」我一九六五年離開台灣的時候，我認為我很認識台灣，但是，我其實不認識台灣。我去了美國二、三十年，我認識了美國，因為我在那完成了進階教育，在我回來後，發現我根本不了解台灣，但回來十六年之後，我覺得開始了解了，但雖然我了解了，又有我不能跨越的阻礙，所以艾略特的《四首四重奏》，真的能夠描述我的心情。

另外，最後一個，描述我另外一種心情，這種心情來自葉慈（William Bulter Yeats,1865-1939）：

Had I the heavens embroidered cloths

Enwrought with golden and silver light

The blue and the dim and the dark cloths Of night and light and the half-light

I would spread the cloths under your feet:

But I, being poor, have only my dreams;

I have spread my dreams under your feet;

Tread softly because you tread on my dreams.  

他說︰「假如我有蒼穹的一片錦繡，我希望能夠攤開在你的腳下，但是因為我沒有，所以我只能提供我的夢想。」最後兩句是︰「I have spread my dreams under your feet; Tread softly because you tread on my dreams..」我的夢是什麼？我希望台大帶頭，台灣的整個醫學教育能夠造就一群有愛心、會關懷病人、在科技上是頂尖的醫學生和畢業生，來為台灣的民眾服務，提供我們能做到的最好醫療，那是我的夢想，這個夢好脆弱，所以please tread softly。

想做醫師就準備自己要做到最好

我有兩個叮嚀是要送給在座各位朋友，給我們在座的醫學生。我願意跟你們分享的就是︰「醫療工作是一種志業，不是一種頭班(?)。」需要全心投入，不然你會永遠對自己失望，病人也會對你失望。它應該是一種無怨無悔的選擇，你可以不要選擇它，但你一旦選擇它就得無怨無悔；如果你發現自己不行了，你應該趕快退出，不要繼續走下去。你要選擇薪資所得高的職業，還要很多工作機會。

做一位醫師要付出比你得到更多的東西，這要自自願地去做，而且必須做到最好，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決心，那麼病人會受折磨、會死，所以你必須要做到最好。

你或許會問我：「可以只做80％嗎？」做一位醫師可以不做到最好？就像數學沒有80％，醫學也是一樣，不對就是不對，「對」只有一個答案，沒有多個答案，我希望在座的醫學系同學，必須告訴自己，假如你很想做醫師而選擇醫學，那就準備自己要做到最好。有時候你做得不夠好，你要告訴同事、老師︰「我想我在這裡可能犯了錯，請糾正我。」請你用這樣的心情去照顧你的病人，並且用心去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工作環境。

台灣的職場環境非常壞，你必須選對的地方工作，然後全力以赴，不要去選那些用錢來誘惑你，讓你工作得像一頭牛一樣地，沒有思考時間的醫院。它或許讓你錢多一點，但你連生命、尊嚴都沒有了，再多的錢也帶不走的。

我認為道德、正義與勇氣的價值觀更是醫師特別要持守的。比如我說我當院長的，要買一部五千萬機器，對方說假如我不殺價要給我10％傭金，這樣的錢放進口袋，不久就變成富翁了，你想這樣做嗎？藥商會對醫師說，假如你用他的藥，他就給你很多好處，帶你出國、給你好的東西、帶你去吃飯，你想這麼做嗎？做醫師太容易有誘惑，我回國後發現誘惑太多了，你的道德感一放鬆就崩潰了，這些話是說給醫學生做參考的。

利他主義：己所欲，施於人

另外，人格特質的養成越早開始越好，讀高中就應該要有了，但我認為大學生還不算太晚，我也希望台大能多支持這樣的教育，讓同學在大學四年裡，有豐富的人格教育。醫學院好可憐，大約只有兩年的通識教育來形塑人格，我想它至少要雙倍時間才夠，而且要製造使人格健全得到充分啟發的教育環境，其中很重要的，身為老師就要成為典範。

課程是教育的根本，大家也知道賽局理論（Game Theory），假如我們在做任何事情都沒有信任，醫師與病人、老師與學生、生意人與生意人之間連信任都不存在，社會秩序會大亂，什麼事都不能做。

學習是自動自發的，大學生要追尋知識的極限，我非常相信那些願意幫助他人的人，他們會走得最遠。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我認為這句可以更積極一點，可以改為：「己所欲，施於人。」(What you wish done to yourself, do to others.) 也就是說：「把你所想要的，做給人家。」當然，你不要的，也不要做給別人，這就是利他主義，因為只有「不利己，就利他」，很多人會覺得是忘了自己了，事實上，我們都很自私，所以在自私的「利己」跟「利他」當中，要有種分野，我希望這句話送給在座諸位。

我的演說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

[ 回響與問答 ]

兩位影響黃院長的美國老師是為蔣夫人來台的

回響：我也是台大醫學院畢業的，黃達夫教授低我兩屆，他今天的演說，講得非常好。我為他今天提到的幾件事略作註腳：

黃達夫教授說到的Dr. George Hamperis，是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外科主任，與來自麻省普通醫院的Dr. Charles Stone來台灣為蔣夫人開刀後，到台大進行第一個開心手術，我當時是負責進行麻醉的醫師，所以請他們兩位為我寫介紹信。

一九六三年我前往哈佛大學，之後又到了紐約愛因斯坦醫學院，但其他地方我都沒去過，所以不知道。最近我花了三個月到美國所有的醫學院、醫學中心繞一圈，都是同學招待，我才知道杜克大學如同英國劍橋大學，環境非常優雅。

關於李鎮源教授，他是台大藥學系主任，他的蛇毒研究世界有名，二十年前我去巴西時，巴西的蛇毒中心就有他的標本，台灣聞名世界的醫學人物不多，李教授是非常頂尖的。最近在圓山飯店辦了一場有關禁煙的國際會議，我也跟黃教授講的一樣，既然煙不好，又叫人不要抽煙，會引發多少癌症而致命，那乾脆不要種煙，他們就是說是因為利益關係、政府收入的關係。因為現在國小生也在抽煙了，新的抽煙人口一直在增加。

怎麼確定醫學是你的最愛？

問：請問剛提到您人生中的很多轉捩點。您是怎麼確定醫學是你的最愛，可以為它無怨無悔地付出，你是怎麼確定這一點的？

答：在一生求學中，要知道自己哪方面做得還可以？哪方面是不行的？你的弱點在哪？你的強項在那裡？我也試過數學，跟過施拱星老師一起學過。人生中你到某個地方、某個學校做事，你會感覺得傲那是不是一個完美的安排。我認為醫學對我來說是一個好安排，也許不能說是完美的安排，仍要不斷求進步。

我很對不起台大的老師們，我覺得我在此所受的教育不是我要的教育，所以我另外去找一個和我理想相符的地方，那就是杜克大學。因為我找到了這個地方，所以我能真正地做好我想做的工作。

為何台大不是我的理想學府？因為它太教條式，太強硬，它要教你什麼東西，你就要接受什麼東西；在杜克大學不會想要教你什麼東西，我們一起坐下來，當時有病人，沒有題目，病人有什麼情況，我們就學什麼。比如說你是文學背景的，你對病人提出一些思考，可能影響他的治療；一位化學家可能從化學觀點去看，一位工程師從工程觀點看。各種角度的觀察下，思維發展是不一樣。所以沒有題目、沒有教條，你可以從任何事情去學習點，那一種從自身體驗出發的自在感。我因此覺得醫學對我是個很好的安排，所以可以在那裡待很久。

看一個人病，我可能從人類學上的、病理上或生化上等不同的觀點上去觀察，這就不像數學，因為病人的想法今天可能這樣、明天可能那樣，後天可能這樣。我剛提的那位不避孕的女病人，沒有結婚、沒有避孕、有癌症，但她還是決定懷孕生子。這一定是個個充滿跌宕的故事，必須去充分地了解，才能幫上她的忙。

每個人一生中要不斷地去找自己的理想，有時你覺得這不合適，你就要離開。所以和信醫院剛設立時，面試要經過七個人，包括宋瑞樓教授。大家都覺得應徵者是合適的，我們才請他來；不要請他來後才想去改造他，等到做醫師才去改造他，不可能成功。

台大應該責無旁貸做到最好

回響：我想補充一句話，台大醫學院的教學絕對是很扎實的，我曾聽學長說過，看美國醫師手術真是很痛苦，竟然會是那樣子，手術中的失血，在台灣根本就不可能是這樣，他們的技術真的是很差，我的判斷也真的是這樣。

我是說台大醫院的教學一直真的是很好，當然還有很多缺點，但是絕對還不算差，還是很扎實的。最後我當然要說的是，為什麼我要當醫師？我當五流的數學家也是很快樂，沒必要當一流的醫師。

答：謝謝我的同學。台大在台灣是得天獨厚的，台大醫學院是所有醫學院中資源最豐富的，我的要求是更多一點，我是拿台大與杜克大學、哈佛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來做比較的。我對台大的要求或許是苛求，但我認為台大應該要求自己要能做到最好，這是沒有任何商量餘地的。

台大一定要勝出，不能再逃避了

問：拜讀您的新書《有願景的忿怒》之後，裡面有個地方令我非常感動，就是您十五年來每天早上六點半都會參加醫院的晨會，我想這除了因您有很深的使命感，及典範對你的影響外，在您的人生之中是如何培養這樣堅忍不拔的毅力，每天六點半可以開會？第二個問題想問，如果我沒記錯，您的子女一位進了哈佛，一位進了麻省理工學院，這也是不簡單的事情，可否分享您教育子女的方法？

答：第二個問題比較容易解答，因為我的另一半在努力，我這一半不夠努力，所以他們受到母親影響遠比父親大，父親是遠遠的，母親是在近旁的。

第一問題，其實多年我都是早上五點鐘起床，一直做事到結束。並不是我體力特別好，我覺得我可以為台灣做點事情，雖然回來有那麼多的挫折、痛苦，但我還是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安排。

我在杜克大學是人生上一個很好的安排；在台大時，我自己的修鍊比台大給我的影響大；在高中時，建中給我的是一個不壓迫我的環境，讓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建中的好，就是沒有管我。台大是＿＿＿＿＿＿＿＿＿＿，我在台大的殿堂講這種話，好像是很不客氣，但我說這樣的話，背後面的動機是我希望台大背後要有很強的推力，讓它能勝出，不能再逃避了。台大現有的資源，也許比不上起美國的大學，但我覺得這裡面有天才，有很好的教授，有些學生是台灣搶破頭都搶不進來的，你們怎麼可以不優秀？你一定要優秀！

台大可以製造李遠哲這樣的人，為什麼他要在柏克萊才能有環境？台大有楊維哲教授，他是普林斯頓四怪之一，我是覺得這樣才算是對台大有點貢獻。

在國外遭遇的最大困難為何？

問：院長剛提到在美接受訓練期間，開拓了不同視野，而且體驗了美國的教學模式、與照顧病人的長處。不知院長在國外這段歷程中，所遭遇的最大困難在那裡？是否鼓勵台灣的醫學生追隨您的腳步呢？

答：你希望我怎麼回答？可不可以先告訴我你的期待是什麼？

問：我希望照院長的經驗，實際與我們分享，也幫我們分析這樣做的利弊得失在哪？希望台灣醫學生成為怎麼樣的人。

答：其實在杜克大學的求學期間，我沒有什麼抱怨或是太大困難，如果我曾經有過困難，就是我當副教授的時候，在我個人想像中，有些同事給了我壓力，讓我不是很愉快，感覺他們做的一些事情不是很尊重人。所以有段時間，我想離開杜克大學。

我的研究室讓一位腎科醫師一起使用，跟我一起做，因為他對一些研究與我的很接近，希望我能提供這樣的環境給他。這位先生很奇怪，他曾經在海軍研究所待過兩年，海軍研究所在美國，算是在台大後面的(?)，這位先生後來回去西雅圖，因為他有在台灣的經驗，喜歡華人，喜歡吃中國菜，所以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比較密切。有一次我就告訴他，我有一些「人」的困難，他說︰「假如你自己不能解決這樣的事情，到別的地方還是一樣會有這類的困難。」我聽了他的話，真是一個當頭棒喝，我頓悟了，我必須把目前的困境解決了，假如解決了之後還需要離開，那我就離開。當我解決之後，我發現沒有理由離開，因為那只是鞋子裡掉進一塊小石頭，把鞋脫了，拿掉它就好了。後來，在我真想做我自己事情的時候，我沒有發現有阻力，因為你假如真的想投入做什麼的時候，大家都歡迎你多做，不會要你少做。這樣的回答你了嗎？

您建議國內醫學生到國外去？

問：教授的回答非常充份。另外還有第二個問題，您建議國內醫學生到國外去？

答：當然，我假如沒有出國，我不會看到這裡的缺點，我會認為這裡都是好的，我剛出國的時候跟美國人說台灣多好、多好的，比如說講台灣的就學普及率已經超過90％，台灣是美麗的寶島，但我回來後發現台灣污染問題嚴重，到哪都很髒亂，包括墾丁國家公園也是，到處都是塑膠瓶。我帶了獲諾貝爾獎的朋友去墾丁公園玩的時候，都要先隱藏一些地方，不讓他走到那邊去，我覺得太丟臉了。

台灣的學生好像很被動，比方說我跟他要目錄，他不講話，我就很難教，因為我的教學是一種很自動自發的，結果變成我就教得不好，他們想睡覺，我也想睡覺。我覺得出國帶給我一種新的認識，尤其在醫學，他們對病人的關懷，真的無懈可擊，所以我希望國內的人出去，不管學多少時間，把人家的精髓學回來，不要瞧不起人家，因為每個人都有缺點，如果你只看缺點不看優點，永遠只是自滿，我是看優點，不看缺點的，因為缺點我不要帶回來，我學了幹嘛？我要學的是優點，哥德說︰「一個人只懂一種語言，不懂自己的語言。」學習的環境，學得越多就看得越多，你就會變得更好、更聰明。

理念、觀點上和台灣社會有衝突

問：您有兩位啟蒙老師，分別是內科跟外科，您為何會選擇內科呢？在您執教的杜克大學的指標是「量產有用的醫師」(?)，這與您的教學、臨床與研究的三面上是否有矛盾？另外您有提到獨一(?)的教學，你有在台灣這麼做嗎？是否遭遇了什麼樣的阻力或困難？

答：我的阻力很多，我想很多都是理念的阻力，比如說我說照顧病人要花很多時間，社會馬上跟我說︰「健保不會讓你這樣做，不可能。」我說︰「不可能也要做。」他們說「健保只給付兩百點，為何要做這麼多的事情？」我說︰「健保不好是要改健保，不是改你自己。」我跟他們觀點就很不一樣。

比如說照顧一位糖尿病病人，必須要花那麼多的時間才能處理他眼睛的問題、心臟的問題、皮膚的問題、腎臟的問題、神經的問題，你怎麼可以在兩分鐘內說血糖120就是一切都沒事？那是長期的病，一生都是糖尿病，假如診斷是正確的話，那就是想幫他訂好一生要怎麼照顧自己，才不會很早就要去洗腎，很早皮膚就爛掉，很早心臟病就發作。控制得好，心臟病會延遲或是不嚴重地發生問題，腎臟可以不要洗，可以不用花很多健保的錢，省下來的錢可以用在前面，這些理念我就跟他們很不一致，社會寧願花錢在洗腎，花掉8％的國民健保預算，比癌症照護還多，但又治不好，那為何不在疾病剛開始就把控制做好呢？我就想不通，根本的事沒有做，在並發嚴重後提供很好的洗腎，這是沒有意義的。就像我說抽煙，把肺搞壞了，得了癌症，就算有很會開刀的胸腔外科也沒有意義，應該要做到連醫師都不需要才好，所以我是理念、觀點上和台灣社會有衝突。

台大是帶頭的人，自己就先改

問：您對台大的教育有何期許？

答：我覺得台大的教育應該提供多機會讓學生表現他自己，當然各科基礎的教學一定要堅守的，但其他非基礎的部分，讓學生活躍地去做自己想要的事情。

我希望台大的教育，不要訂很多規矩。規矩一多，人就綁住了。還有考試打分數？比如說86.67是什麼意思？我想不通。這個人很不錯，不好的地方在哪？要講清楚，比如說86分，那14分是什麼問題？

比如醫學生是80分，那20分是什麼？要講啊，要剖析啊！如果說這20分是跟病人不能溝通，這對我來說起來是嚴重的問題，要改進，要趕快改。不要最後是80通過，事實上他沒有通過。為什麼打分數還有小數點？有人說︰「我因為與同學的分數很接近，所以要小數點。」我認為那沒有意義，這點我就很不能接受，為什麼台灣到現在還是要打分數？如果這是教育部的規定，那麼要改革教育部，大家都說教育部是很難改的，沒錯，教育部的人腦筋滿硬的，但是你不去改它，情況就不會改，大家坐在一起抱怨而已。台大是帶頭的人，自己就先改，反正教育部現在也不太管台大了。

台大本身沒有產生過諾貝爾獎得主

包副校長：非常謝謝黃院長，剛剛提到的非常具有啟發性，非常珍貴的意見，我想我可以跟校長表達，其實在我們最近評鑑指標當中，台大得到的分數，是因為李遠哲先生得到諾貝爾獎而加分；但另外一個重要指標我們是零分的，就是台大自己本身沒有產生過諾貝爾獎得主。

為什麼台大自己本身產生不出諾貝爾獎，顯然還有相當努力的空間。黃院長自己在國外看到這麼多頂尖大學是怎麼培養學生，提到台大如何給學生一個滋養的環境，讓學生的創造力能夠自由發揮、有創意，才能達到頂尖，這是黃院長的一個期許。有院長本身專業在醫學方面，社會上普遍的理念覺得醫學就是白色巨塔，很冷，但其實我們看院長所呈現的是充滿關愛、人道主義的精神，這與他高中時期的經歷有關係，必須經歷人文方面的素養與訓練，這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在醫學領域，是需要有很多的關懷與愛的。